dquo;均具有“君子”——即“精英”安身立命的“內在”的“精神根本”之義，而“輕”和“躁”則是伴隨著對“外在”的功名利祿的狂熱追逐所必然形成的心理狀態。這些“根”、“君”和“輜重”的存在使得“精英”能夠對“本真素樸”生活的真正益處、對與“素樸”生活密切相伴的精神滿足的“實在”性質產生切實的感受和深刻的體認，反過來這些感受和體認又可以使“精英”更加看重這些“根”、“君”和“輜重”的存在，并努力使這些“根”、“君”和“輜重”得到進一步的培護和充實，通過這種循環不已的過程，“不離其輜重”的少數“精英”方能面對令尋常人等熱望不已的“營觀”而“超若”，即超越“外物”而直奔“精神”。

　　《老子·第十二章》中的“腹”指向更為“本真”、更加“內在”、對“精英”而言也更為“實在”的身心滿足等，而非純客觀意義上的“腹”。不追求外物，方能真正追求精神(37)，這種追求顯然指向了生命存在的更高處。因此徐復觀所言“《老子》‘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及‘圣人為腹不為目’，所說的‘腹’，即指的是不受心知作用影響的生理本能”(38)，便存在商榷的余地。因為“圣人”之“腹”不同于百姓之“腹”，“圣人”之“腹”中理應內涵著比“生理本能”高得多的精神性因素(39)(即便是尋常百姓之“腹”中也不應該僅只內涵著“生理本能”)，且“圣人”的“為腹”恰恰主要指向了“內在”之“精神”“實實在在”的澄澈恬靜和超越升華(40)，所以如果過于強調老子對“生理本能”的崇尚，就會貶低老子思想的層次和品格，這種貶低應該與忽視老子的“精英意識”不無關系。另外，《老子·第七章》“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與，故能成其私”中的前后兩個“身”和“私”是有本質區別的，前者指肉體、物欲意義上的“身”和“私”，而后者則是通過深刻而豐富的精神活動所實現的、以“超越”為本質特征的“精神”意義上的“身”和“私”。如果認識不到這種根本性的差異，就有可能把以“超越”為本質特征的老子思想誤認作“吃小虧占大便宜”的權謀。有些學者似乎并沒有對兩者的本質區別作明確的辨析(41)，也有學者已經明確指出兩者的差異但似乎并沒有說得很透(42)，這一切也許與忽略了老子之“精英”的精神性存在特質不無關系。

　　放棄“外物”而直奔“精神”絕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它要求行為主體在精神上必須足夠的堅強，正如王邦雄所言：“既云守柔曰強，又言自勝者強，是守柔首在自勝，蓋吾人存在最大的困擾，就在欲得與不知足，所謂自勝，就是能知止知足，不造作不外逐，也就是重積德則無不克，守柔曰強了。故此所謂的強，與柔弱勝剛強的強有異。非飄風驟雨的強，非物壯則老的強，而是虛弱柔和的強，與道同其長久的強。”(43)老子這里所說的“強”應該是與“道”相一致、以“道”為支撐的更內在、更本質、更堅韌、更穩定的“精神”意義上的“強”，同時也是完全不傷害他人因而沒有任何副作用的更“善”更“好”的“強”，而非掌握著煊赫的權勢、豐足的財富及身強力壯、身懷絕技等等世俗和外顯意義上的“強”。“精神”性質的“強”當然在“精英”身上體現得最為充分。

　　三、“民眾立場”是老子“精英意識”的重要內容

　　杜正勝指出，“老子無疑是站在人民立場的思想家”(44)；徐復觀指出，“老子與儒家，同樣是基于對人性(在老子稱為德)的信賴……所以兩家的政治思想，都是以人民為主體的”(45)；王邦雄指出，“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吾人以為，此當為老子政治哲學的第一義。政治之所以有其存在的理由，就在實現每一個百姓之成為他自己的價值”(46)。“以百姓心為心”和“實現每一個百姓之成為他自己的價值”顯然更能觸及到尊重百姓的實質和要害，因此相對于儒家而言，老子“以人民為主體”的理念就更為徹底，其民眾立場也更加堅定，因為儒家的“仁愛”畢竟有居高臨下的“施與”意味，同時更為關鍵的是，儒家對以尊卑貴賤為核心內容的“禮”的強調把“人從抽象的目的高度降低到了現實的工具地位”(47)，這就使儒家的仁愛觀中根本不存在類似老子“任人自為”、特別是任“不善者”“自為”(48)且在此基礎上“實現每一個百姓之成為他自己的價值”這樣更為關鍵的內容(49)。如果上述論點大致無錯的話，那么儒家“以人民為主體”的論斷甚至也有值得商榷之處。

　　老子的民眾立場突出地體現在他對現實政治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