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我想它會逐步地恢復。但是現在，現在因為他們之間存在著矛盾。因為一方面我 
們初的《毛選》，或者出各種各樣的演講論里面我們就要收錄毛主席的這個這篇文章。那么同時呢我們要收錄聞一多的文章，那么兩種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矛盾。那么對于小學生來講，中學生來講，那么他就無法一下判斷。那么對成年人來講他就會有一個判斷。他就知道他是處于不同立場講述的。那么一直到成年人之后，到成年之后他需要去了解事情的真像。

　　主持人：其實隨著時代發展呢，我們的這個文化觀念意識形態也是越來越進步，越來越開放的。前不久就出版了一部《司徒雷登傳》，是咱們內地出版的。那么相對來說他就視角就跟過去有所不同了。那還回到剛才我們所說的這個話題。那根據您的這個觀點，旁人在寫傳主的時候，他已經是帶有了自己的主觀的色彩在里面，未必是真正能把這個對象描寫的那么符合歷史的真實。那比如說傳主自己在寫自傳的時候，會不會相對來說好一些？

　　李洱：我認為自己來寫自傳的話可能美化的成份可能更多一點。因為所有的講述他都會朝著有利于自己方向去講述。他不會——當他認為自己已經非常客觀的情況下，實際上他的講述還是非常主觀的。

　　主持人：我不知道您是否怕得罪人啊。最近有兩本自傳出版。這是中國當代的文化人，一個是余秋雨的《借我一生》，一個是周國平先生的昨天我們在這兒訪談訪過的，叫作《歲月與性情》。我不知道這兩本傳記您看過沒有？

　　李洱：這兩本傳記我都是從報紙上看到了一些，一些連載。那么，應該說我看的時候我還比較認真。因為他們是兩個備受爭議的人物。所以我看得比較認真。

　　主持人：就是說沒有全部閱讀，是閱讀連載的部分內容。

　　李洱：對對。

　　主持人：那您能不能就您讀過的這部分內容談點自己的感想？

　　李洱：關于余秋雨大家主要集中在他文革的時候參加這個，參加十一歌的寫作組。因為我們知道當時中國有兩個寫作組，一個是北京的良校，就是清華大學跟北京大學組織的一個寫作班子。實際上是兩個學校的意思，那么起名叫良校寫作組。另外一個就是上海的這個，上海有文匯報，他們組織的一個叫作十一歌，就是十一個人的意思。那么現在大家主要抓的是余秋雨在文革時候的這段歷史。那么余秋雨他本人在講述的時候，他當然也是盡量地去隱瞞。但是我們現在比如說……但是對余秋雨來講他也一個重要的炒作點。那么如果不是這段歷史的話，那么實際上他就是心里沒底，也不會那么關注，那么到客觀上也推動了余秋雨書的發行與出版，使余秋雨賺了很多錢。

　　主持人：您說余秋雨是一個重要的炒作者？

　　李洱：昨天跟朋友們聊，就是我們第一次知道炒作這個詞啊，就是從余秋雨嘴里知道的。

　　主持人：哦，這是什么時候？

　　李洱：就是在……當時中國大陸第一個說出炒作這個詞的，就是余秋雨。就是在大概的1990年的時候，我們跟余秋雨先生有過一次小范圍之間的這樣的座談。

　　主持人：1990年距今已經有十多年了。

　　李洱：哦，十多年。就是當時余秋雨他們想辦份雜志，就想跟《收獲》雜志社聯合辦一份雜志。然后當時余秋雨還沒有名聲。當時余秋雨就建議，他說取這個雜志的名字的時候，一定要取得比較奇怪。他說他舉個例子，他說比如臺灣有個雜志就叫《一》，一二三四的一，那么所有人都不知道一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會有一幫人就會問，在報紙上問，就是說為什么叫一。另外一幫人又會在問，為什么不能叫二。那么叫一和叫二兩方面人就會吵起來，那么新聞媒體就會介入，介入他就會形成炒作。當時我們就非常奇怪，說什么叫炒作，是哪兩個字。然后余秋雨就說，就是炒菜的炒，就是他用上海話講，說就是炒啊炒啊炒啊炒的，就是這個炒。所以就是余秋雨對中國文化有奉獻。這個奉獻比如說，炒作這個詞他從臺灣帶到大陸，那么就是余秋雨他的。我感覺因為以前中國人不知道炒作，就是不知道這個詞，他帶進來，那么他就是一種奉獻。那么當然他到后來他自己也有很多炒作。

　　主持人：哦，那看來余秋雨先生是個申諳炒作之道的人。我們先姑且不評論這個炒作的利與弊，但是我們從現實中來看，這樣一種方式，這樣一種存在的形式，確實他把很多問題都呈現在我們讀者的眼前。讓我們會思考很多的問題。是這樣的。

　　李洱：對，就是這個炒作呢，這個一般我對它比較警惕，這個炒作它確實可以對人構成，比如說他對你的知名度有好處，但是他對你的作品的內在品質，對你作品的質量，可以說一點關系也沒有。那么炒作他還可能使人就是變得更接近商業，更商業化。那么我覺得對這些作家、小說家、詩人他都應該有很大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