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對對對。那么它表明一種中國農民的一種達觀的、同時也非常無奈的，它也有一種對自由的向往。他的各種情緒都集中在這種顛倒話里面。那么我寫的時候，那么我一時興 
起我也編了很多顛倒話，放在里面。我覺得就是以后可能會對這種顛倒話進行研究。那么我查了一下詞典，發現在詞典里有一種修辭格叫——就是跟顛倒話非常相似，那個修辭格的名字忘了。就是說它已經成為一種修辭格，修辭方式。那么以后對這種修辭格的研究可能會多一點。

　　主持人：現在的很多的農村題材的作品啊，更多地是為了吸引讀者，是寫農村的這種落后，這種愚昧。它揭示了一種是在當代這種很發達、很發展的這種社會狀況當中，農村存在的那種愚昧、落后是很驚人的，讓城市人讀了觸目驚心和想象不到的。那在您的這本書當中，好象不是側重在這個方面的。

　　李洱：我是主要是寫這個，就是跟我們每個人都比較有關的，比如說計劃生育，比如說選舉。據我所知，因為現在鄉村的選舉跟這個城市的選舉是不一樣的。那么鄉村的選舉我們稱之為喊選，就是說是由村民直接選舉村長。那么所以這個村長他得對這個全村的老百姓負責。那么在城市里邊是這個任命這個市長，那么這個市長他首先是對市委書記負責，那么就是一個基本的機制上的一個要求。那么對農村來講，農村的這個選舉呢，就是選舉的過程，選舉的結果，跟每個農民都有非常大的關系。跟他的生存都很有關系。那么對城市來講，城市的這個市長不管怎么換，他跟我們每個人的關系實際上都不是很大，因為他不是直接地跟市民們打交道。那么對于這個中國的民主的改革的實驗來講，鄉村目前進行這樣的實驗，顯然跟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非常深刻的聯系。

　　主持人：這本《石榴樹上結櫻桃》的書我看過了，我覺得這是近年來寫農村生活題材的少有的好書，因為它引發我的思考非常的多。的確，我覺得作為李洱，一部《花腔》寫的是知識份子，那么一部《石榴櫻桃》又是寫農村，那么這兩個領域相差得太大了。你是怎么樣能夠自由的穿梭在這個領域當中？

　　李洱：我覺得首先是這個，我覺得以前我們對知識份子有某種誤解，就是說我覺得知識份子肯定是……如果知識份子只關心自己的生活的話，那么他肯定不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還必須關心另外生存的群眾，就是另外一部分人的生活。那么我曾經就是有一次跟一個朋友聊天的時候曾提到，就是說對知識份子來講呢，我是我，非常重要，同時呢，他也是我，就是第三個人，別的人也是我，那么他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他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那么他就所以，對知識份子來講，他應該關注這個比如說下崗工人也好，農村也好。他應該關心另外的不同的生活。那么對我來講這也是一種信念。

　　主持人：我記得那天我們的主持人在采訪格非的時候，問在座的各位有誰讀過格非的書，那么只有一位，一位朋友舉起手來。那么格非當時很坦然，笑了，說有一位其實就已經很不錯了。那現在這個也表現一個問題啊，就是我們更多的讀者他是被媒體、被市場引導著走。可能更多知道的是排行榜上所推薦的書，整天在媒體當中轟炸的名字，而對有些有份量的文學作品，或者是相對來說比較純粹的文學作品，他接觸得少。那么這個問題也很復雜。有的這個文學作品也確實因為他的語言不能被一般的讀者接受造成這么一種距離。那么我覺得你怎么看這個問題？就是說，你的讀者的多與少，跟你這個作家這個作品的價值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李洱：那么我給你舉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我們都知道整個世界文壇，有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這個人就是卡夫卡。卡夫卡在出版第一本書的時候，他有幾個讀者呢？他的書只賣出了十一本。那么這十一個讀者是誰呢？這十一個來買書的人是誰呢？這十一個人全部是卡夫卡。都是卡夫卡自己來買。或者讓他的朋友，讓他的親戚來買。就是說卡夫卡的第一本書實際上是等于是只有一個讀者。這個讀者就是卡夫卡，就是他自己。那么卡夫卡他被讀者接受大概當中有50年時間，就是50年之后卡夫卡才被人接受。那么跟卡夫卡非常相似的還有一個作家。我們都非常熟悉的，就是加繆，就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繆。加繆的第一本書，就是《局外人》的讀者是幾個呢？第一版印了四千冊，只賣出了十三本。還一個作家我們都非常清楚的，就是博爾赫斯。博爾赫斯的第一本書也是只賣出了十一本。那么卡夫卡也好，博爾赫斯也好，加繆也好，他們都不光影響了法國文學，或者說是捷克文學和阿根廷文學，可以說對整個世界文學都有非常深刻的影響。那么這樣一個——我覺得這些作家他是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才會被讀者了解。但是我們現在就不能夠說卡夫卡他是一個比較不重要作家。或者加繆他并不重要。實際上卡夫卡、加繆、博爾赫斯他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家。那么他被讀者了解可能需要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