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歷史大致可區劃為三個不同時期：第一個時期，從春秋、戰國至清末。此時尚處于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初創時期。第二個時期，從19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末。此時進入了我國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轉折時期。第三個時期，從19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此時是我國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重要發展時期。就目前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狀況而言，雖然正走向全面的發展時期，但研究還遠不夠深入、系統、全面，其中還有許多問題亟待我們去探討研究。

    姓氏制度是人類文化發展的產物，它具有綜合性文化類型的歷史特征。在先秦史研究領域內，姓氏制度研究對于推進先秦社會結構、社會性質、民族融合、婚姻習俗以及社會意識形態演變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無論是從社會學、文化學、民族學，還是從歷史學的研究視角出發，它都是先秦史研究中頗值得深入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

    我國記錄和研究姓氏的歷史可謂由來已久。《國語晉語》韋昭注云：“太史掌氏姓。”又《周禮》載小史有“奠系世”的職責。說明先秦時代政府就已設官專門管理姓氏。與此同時，社會上也涌現出一批通曉姓氏的專門人才。據南宋鄧名世所撰《古代姓氏書辨證》序稱：“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眾仲，晉有胥臣，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本源，白炎、黃而下，如指諸掌。”而據目前所知，成書于戰國晚期的《世本》則是我國最早一部記載姓氏的著作。如果從《世本》一書的出現算起，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歷史已有2000多年了。在這漫長的研究史中，我們可以把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歷史大致區劃為三個不同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春秋、戰國至清末。

    據高似孫著《史略》介紹，《世本》是“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帝王公卿諸侯大夫譜系”，內容有帝系、傳譜、氏姓篇等。原書約在宋代散佚，清有錢大聽、工謨等數種輯本。工謨在其輯本序錄中說：“欲稍知先古世系源流，含《世本》更無考據。”足見此書的價值。今存《大戴禮記》中的《帝系》（司馬遷稱之為《帝系姓》，以為孔子所傳。見《史記  五帝本紀》），于上古世系的考察雖極簡略，但也是相當重要的文字。就目前所見先秦典籍而言，《左傳》、《國語》雖非專治姓氏學之書，但其中具載大量有關先秦姓氏的珍貴資料。如《左傳》所見人名不僅多，而且詳盡系統，關于古代姓氏制度的起源和原則，就當以《左傳》、《國語》幾段重要的記載為依據。

    司馬遷撰《史記》時所能見到的一些涉及姓氏來源的譜牒，其后大多亡佚，已無從查考，所幸《史記》在記人敘事中，談及有關先秦姓氏的情況。至于東漢王充《潛夫論》有《志氏姓》篇、應劭《風俗通
義》有《姓氏》篇（已佚，現有輯本）以及班固的《白虎通德論》均有專門篇章記敘姓氏的來源演化。但統觀先秦兩漢記載姓氏的典籍，其大多過于簡略、零碎，且不成系統，因而還談不上什么研究。

    自魏晉南北朝至兩宋，譜牒學得到了極大發展，并成為一種專門家學，促進了姓氏學研究向縱深發展，各姓氏的來源和演化情況也有了較為翔實精確的考證。其中，太常博士林寶奉宰相李吉甫之命編撰完成的《元和姓纂》，征引前代文獻頗為繁富，每姓各載得姓受氏之源及諸家譜系，價值尤大，后世姓氏書多承其體制。及至宋代，南宋鄧名世“父子相繼，積數十年之力”完成的《古今姓氏書辨證》及鄭樵所撰的《通志·氏族略》被稱為中國古代姓氏學專著的雙壁。其中，《古今姓氏書辨證》以《左傳》、《國語》所見姓氏為主，考訂偽舛，證辨詳明。鄭氏《氏族略》對于中國姓氏的來源與演變也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見解，并系統論述了先秦姓、氏有別的情況及得姓命氏的方式。

    明清兩代學者也有對先秦姓氏作深入研究的，顧炎武《日知錄》據《左傳》對先秦姓氏制度多有考辨。有清一代，考據家在考證經史之時對古代姓氏也做了不少辨訂、刊誤的工作。其中，比較重要的涉及先秦姓氏的有：黃本驥《姓氏解紛》、張澍《姓氏尋源》及《姓氏辨誤》、易本烺《姓觽刊誤》、陳廷煒《姓氏考略》、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等。

    可以說，以上這些著述集中反映了清季以前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主要成果，但由于這一時期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均限于祖述和辨訂工作，且都只涉及具體的姓氏問題，應當說，此時尚處于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初創時期。

    第二個時期，從19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末。

    無須贅言，清季以前因為存世文獻所囿，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進展一直受至限制。但隨著19世紀末以來甲骨文、敦煌石窟文獻和漢簡的三大發現和研究，中國近代考古學序幕被揭開。特別是在3000多年后，人們得見孔子、司馬遷所未能見到的甲骨文材料，為先秦姓氏制度研究開辟了新天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包括許多人名，足資研究。在王國維開創的“二重證據法”理論指導下，一些學者開始嘗試運用這種古文字材料中的姓氏來研究先秦姓氏制度，比較重要的有：30年代中期吳其昌著《金文世族譜》…，40年代初羅福頤發表于《藝文志》上的《三代吉金文字中所見女姓》等。從此，標志著先秦姓氏制度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與此同時，這一時期受到國外傳來的文化史和社會學的影響，經過新舊史學革命，一些學者也開始擺脫舊有的治學方法，把先秦姓氏制度研究作為一個文化現象從社會學的角度加以考察。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是：中國姓氏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太古時先民對自然萬物的圖騰崇拜，最早的姓氏是由圖騰崇拜名稱演化而來的。第一個提出中國姓氏與圖騰有關的是摩爾根，他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注意到了中國姓氏與圖騰崇拜的關系，這種見解可謂別具慧眼、自鑄新說，其對于中國學者研究姓氏起源與圖騰的關系問題是具有啟發意義的。

    關于姓氏與圖騰的關系，我國也有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過探討，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述是：早在20年代，郭沫若在其《甲骨文字研究》中，就指出風姓起源于鳳鳥圖騰。董家遵就古姓與圖騰的關系、圖騰與人類交感的傳說和崇尚圖騰的遺跡三個方面，論述了12個從女的古姓是如何從圖騰蛻化而來的，說明了許多古姓建立在圖騰之上[2]，李玄伯在其《中國古代社會新研》中也指出：姓即圖騰的結果，在文字內現在尚能看見他種遺跡，鳳——風姓之圖騰，羊——姜姓之圖騰。祝融八姓亦源于圖騰：蛇（己）——己姓圖騰，龍——董姓（己姓之別族）之圖騰，蟲——女云姓之圖騰，彭——彭姓之圖騰，桑葚——斟姓之圖騰，棗——曹姓之圖騰，羊——羋姓之圖騰[3]。盡管學者們對具體圖騰與古姓的關系的看法還不完全一致，但他們都認為：先秦的古姓淵源于圖騰，是圖騰的蛻變。

    學術界關于先秦姓氏本義、姓氏起源與演變、姓氏與社會生活等研究成果也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楊希枚貢獻尤大，先后著有《姓字古義析證》、《《左傳》“因生以賜姓”解與“無駭卒”故事的分析》、《先秦賜姓制度理論的商榷》、《聯名與姓氏制度的研究》、《<國語）黃帝二十五子得姓傳說的分析》（上、下）等[4]，從不同角度對先秦姓氏制度作了有益的探討。

    外人哈倫對中國氏族的分布多有研究，其著有《中國宗族散布史研究第一風族》、《中國古代宗族移殖史的管見》、《偃贏已三支派的研究》等[5]，對風、偃、贏、己四姓的分布作了一定的考證。

    應該說，這一時期隨著考古新發現，以及吸收、借助語言學、社會學，尤其是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成果與方法，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出現了嶄新的研究格局，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進入了我國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轉折時期。但先秦姓氏制度研究中的一些根本課題還遠未得到解決，上述研究結論還往往流于膚淺，或似是而非。

    第三個時期，從19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19世紀80年代以來，先秦姓氏制度研究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隨著新發現材料的日益豐富，且多得白考古發掘，可與遺址情況聯系考察，加之甲骨文，特別是金文研究的逐步深入，為探索先秦姓氏制度研究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有利條件，從而給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帶來了勃勃生機，出現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

    80年代初，盛冬鈴根據最新考古資料研究認為，西周銅器銘文所見的姓，可以明確考定的不到30個，這些西周古姓幾乎都從女旁[6]。80年代中期，李學勤根據文獻和新近考古發現，在廣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古代姓氏制度中幾個疑難問題作了討論，認為：姓氏的取得必須通過命賜的手續，姓世代不變，氏則不同，往往改變，姓的數量是有限的，氏的數量要比姓多許多倍，金文中的“亞某”大多是氏，對‘些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行了探討[7]。

    馬雍則對我國姓氏制度的沿革進行了一定探討[8]。與此同時，80年代中期，楊希枚也據近30年來已發表的論文，對于先秦所謂姓、氏二字的訓義、姓族與氏族之別、姓及甥之稱謂與姓族組織之相應演變關系、周代崇祀母系祖先、女子稱姓及從母俗與母系姓族的相關性、先秦封建賜姓制，以及漢代王室貴族的母系宗親制與從母姓俗等系列問題，提出了綜合概括的討論[9]。90年代初，楊希枚就其提出的姓族、氏族二詞進行了進一步闡明，指出先秦文獻的姓字古義之一系指“姓族”，先秦文獻的氏字古義之‘系指“氏族”，漢以來，史書混言姓、氏而不別，或言姓，或言姓氏，其義皆指家族名號，實際此所謂姓或姓氏應即古所謂姓與氏，即姓族與氏族的姓號或氏號，今所謂“氏族”為先秦姓族的誤稱，而非先秦所謂氏或氏族[10]。這樣，就把先秦姓氏制度的研究，由原來大多單純姓氏考證，上升到真正的姓氏制度研究層面上，為進一步推動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此外，葛志毅以姓氏制度為例．論述了先秦社會等級制結構的‘些因素是利用舊的氏族制改造而成[11]。張淑一利用先秦文獻和古文字材料，對先秦古姓的概況進行了一些梳理[12]。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有些專著雖非專論中國姓氏，但也設專章對先秦姓氏制度進行了詳細考察，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見解。周谷城在《中國政治史》中，設“古代氏族的概觀”一章，在前人有關古代姓氏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古代姓氏研究作了總結，為我們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便利[13]。謝維楊《周代家庭形態》一書在第四章“姓和同姓集團”及第五章“氏和同氏集團”，對先秦姓、氏的起源、性質、作用，以及先秦姓氏的表現形態、歷史意義等提出了獨特見解，自成一說，為解開先秦姓、氏之謎作出了富于學理價值的貢獻[14]。朱鳳瀚所著《商周家族形態研究》一書，也對先秦姓氏的起源與本義提出了卓見[15]。

    此外，這一時期還相繼出版了專門姓氏研究的論著。其中，重要的涉及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有：雁俠所著《中國早期姓氏制度研究》一書，通過綜合分析古籍和古文字中的有關資料，深入探討了姓與氏的本質、中國姓氏制度的起源、商周姓氏制度的特點等姓氏學研究中的諸多難點問題。另外，該書對周初“賜姓命氏”制度及周人重視鞏固姓氏的措施和原因，也頗有新解[16]。工泉根所著《中國姓氏的文化解析》一書，就圖騰崇拜與古姓的起源及西周宗法與姓、氏的關系進行了考察，認為原始圖騰崇拜是中華古姓起源的根本原因，我們現在的姓氏制度，確立于秦漢之際[17]。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從19世紀80年代初開始，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此時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又不同程度地對先秦姓氏制度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并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一時期不僅專業研究人員越來越多，而且研究水平也在逐年提高，可以說，它是我國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重要發展時期。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就目前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狀況而言，雖然正走向全面的發展時期，但研究還遠不夠深入、系統、全面，其中還有許多問題亟待我們去探討研究。概括起來說：

    1．先秦姓氏制度原則研究。到目前為為止，經過古今學人的努力，對于先秦姓氏制度原則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對于有關這一問題的先秦文獻記載，還存在著不同的見解。例如：“姓”、“氏”二字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歷史回顧與展望的確切含義是什么？《左傳》所謂“賜姓、胙土、命氏”意指什么？“因生以賜姓”是什么意思？對于這些涉及姓氏制度原則的關鍵問題，現有的解釋可謂眾說紛紜，迄今了無定論。這些問題的正確解答不僅直接關系到先秦姓氏制度原則的研究，而且也只有正確解決先秦姓氏制度原則問題，才能有助于其他問題的順利解決。

    2．先秦姓氏制度斷代研究。以往的先秦姓氏制度研究，更多地是對先秦姓氏制度進行整體考察，包括在材料的選擇和使用上，也往往是籠而統之地說，很少有人就夏、商、周三代姓氏制度作具體分析。這樣的研究就造成，不但看不清先秦姓氏制度演變的歷史脈絡，而且影響了我們對先秦姓氏制度本身的科學認識。隨著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不斷深入，一些學者感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繼而開始著手對姓氏制度進行斷代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不可否認，這一課題的研究還僅僅是剛剛起步，學術界熱切期盼著在這方面能寫出資料豐富、考證精詳、具有理論分析的力作。因而，有關先秦姓氏制度是如何產生、發展和變化的諸多問題，在今后一個時期內，仍是我們進行斷代研究中的主要內容。

    3．先秦姓氏制度的分類研究。就現今先秦姓氏制度的分類研究而言，我們不僅基本弄清了先秦姓、氏之別，而且已經初步掌握了現有材料中有關先秦古姓中漢姓和少數民族姓的區分、古姓來源的途徑以及氏的來源途徑等，應該說現在已經可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徹底解決先秦姓氏制度的分類問題了。但是，由于學術界仍然過多關注于姓、氏本身的研究，以至我們迄今也很難把先秦姓氏制度的分類問題說清楚。其實，先秦姓氏制度牽涉廣泛而復雜，其分類關系著社會結構，也關系著多種社會制度，尤其是在周代，它與宗法制度是密切相關的。在這方面，急需我們做一番認真的梳理工作。

    4．先秦的復氏與姓、氏合一研究。據有關文獻資料來看，春秋中期以后，復氏之例日益增多，至春秋末年，出現了大量的復氏。與此同時，姓、氏合一的變化也大抵發生，至晚在戰國中期以前，社會上已普遍流行這一新的姓氏制度了，復氏此時便成了復姓。但由于這時姓氏已經固定化而大量不停地增加，復姓也開始簡化。到目前為為止，學術界對這一問題還缺乏認真、系統的研究，這固然與材料不足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由于人們對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帶有靜止的、不變的觀點所致。

    5．先秦姓氏與圖騰關系研究。從整個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歷史來看，運用從國外引進的社會學中圖騰概念來解釋中國姓氏的起源，無疑是開創了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新局面。但是，我們同時也應看到，近代有些學者企圖把古代部落的“姓”統統解釋為“圖騰”，就未免失之穿鑿了。事實上，對于先秦古姓是否由圖騰感生，今人只能根據古籍記載下來的有關上古時代模糊的記憶與零星的資料來推測。因此，我們在先秦姓氏制度研究中，不能只重視一個方面，而忽視另一個方面，更不能以一個方面代替另一個方面，必須進行多方面有機結合研究，唯有這樣，先秦姓氏與圖騰關系的研究才會更接近于客觀的歷史實際，從而還先秦姓氏起源的本來面目。

    總之，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先秦姓氏制度的演化殊為復雜。但隨著新的考古資料的不斷問世，我們相信，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圍繞以上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對先秦姓氏制度作進一步的研究，一定會促進先秦姓氏制度研究向更好、更快的方向發展，先秦姓氏制度的歷史真實也終會有水落石出之日。

    [1]吳其昌：《金文世族譜》，商務印書館1936年。

    [2]董家遵先生作于19世紀30、40年代涉及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舊作已匯集成冊，參見《中國古代婚姻史研究》，廣東人民出版1995年。

    [3]李玄伯：《中國古代社會新研》，開明書店1948年。

    [4]楊希枚：《先秦文化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5年。

    [5]前者見于1922年《大亞細亞雜志》，后二者見于1924年《大亞細亞雜志》。

    [6]盛冬鈴：《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文史》第十七輯，1983年。

    [7]李學勤：《考古發現與古代姓氏制度》，《考古》1987年第3期。

    [8]馬雍：《中國姓氏制度的沿革》，《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9]楊希枚：《論先秦所謂姓及其相關問題》，《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0]楊希枚：《論先秦姓族和氏族>，《先秦文化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11]葛志毅：《先秦賜姓氏制度考原》，<社會科學戰線》1992年第3期。

    [12]張淑一：《先秦文獻所見古姓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第2期。

    [13]周谷城：《中國政治史》，中華書局1982年。

    [14]謝維楊：《周代家庭形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15]朱風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16]雁俠：《中國早期姓氏制度研究》，天津占籍出版社1996年。

    [17]王泉根：《中國姓氏的文化解析》，團結出版社2000年。

    摘自《文化史論》作者：侯強（寧波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