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令人非常出乎意料的是，殿前軍這次空前規模的大改革，竟然是由新近擢升為殿前散員都虞候的“火箭式干部”——趙匡胤主持的，這就幾乎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了！

趙匡胤畫像 資料圖

    唐末五代是一個軍閥主義（Militarism）大興的時代，從中央到地方，無數大大小小擁兵自重的軍閥，自覺不自覺地攫取更多的權利，滋長更大的野心。

    對于“軍閥”這個詞匯，我們不陌生。上個世紀的中華民國歷史上，從袁世凱死后，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中國都是一個軍閥混戰的淵菽。老軍閥有直皖奉，新軍閥有蔣馮閻桂，這是大點兒的，還有各省各地的中小軍閥，最典型的是四川軍閥。一省之內，竟有軍隊290余團，130萬人，但卻是軍閥割據、防區林立、互不相屬、形同郡國的局面。除了，一雙手都數不過來的的“大軍閥”外，還有多如牛毛的小軍閥。這些軍閥們的作為，給自己做了最好的詮釋：軍閥即是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并以軍隊控制政權，自成派系的軍人或軍人集團。但是，如果從政治制度學的角度而言，這個定義雖然正確，卻只是一種表象。從本質而言，軍閥只是一種依仗兵權，而在某種政治體系中行使權力的政治角色。由此推論，軍閥主義就是依靠武力之強弱，而決定權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政治體系。套用一句老百姓的話說，“誰拳頭大聽誰的！”

    陳獨秀曾經有一句話，來評價民國年間的軍閥混戰之亂源：“兵靠大帥以生活，大帥挾兵以橫行，兩相結合，遂造成中國之大患。”這話放到唐末五代，一樣是真理。

    唐末五代，天下大亂，民不聊生。這是一個民生凋敝、經濟崩潰的時代，城市里無業的游民，鄉村中破產的農民，為了一口飯吃，為了一條生路，只有鋌而走險。不單窮人如此，有錢有勢的人也朝不保夕。后者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成為暴兵、土匪和饑民襲擊的對象。甚至，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兩腳羊”，充作其他人胃中的一頓美餐。于是，當兵，或者組織軍事集團，就成為了那個時代男人們最好的選擇。叢林法則也在這一時期，體現得最為酣暢淋漓。要么搏殺出生存空間，要么被人吃掉，幾乎很難有第三個選擇了。即便是王朝秩序陸續恢復之后，農業中國的貧窮和社會蕭條，也使軍隊比其他職業對農民更有吸引力。當兵，雖然具有戰死沙場的巨大風險，但對于掙扎在赤貧狀態之中的階層來說，與其餓死，不如冒險。為了生存，當兵是一項很不錯的選擇，因為它不需要什么特殊手藝。而且，貧困不僅是吸引人們當兵的一種動力，它也是使農民繼續留在軍隊里的重要因素。因為，當兵不僅能夠保證他們有飯吃、有衣穿，有時還能存點零花錢，甚至還存有一線升遷的希望，而這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是絕對不可能的。

    于是，無數男人投軍入伍，無數豪強拉幫結派。經過一次次血雨腥風的搏殺，中國人也適應了軍閥時代的生存法則。不管愿意不愿意，軍閥和軍閥集團，已經成為當時中國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一支政治力量，甚至是決定性力量。所以，這是一個軍閥主義橫行的時代！

    從上到下，從皇帝到節度使，從到將軍到士兵，在統治體系的每一層面上，都布滿了軍閥，他們統統皆是軍閥，不過程度和大小有所區別罷了。

    皇帝，是軍營皇帝。只要你兵強馬壯，便可以靠著長刀大槍，實現帝業之夢；手握地方軍政大權的節度使，是皇帝最好的“儲君”。他們隨時都可以把皇帝搞掉，取而代之；將軍們，則是節度使的繼任者。在軍事集團內部，他們相較而言，不像后者那樣脫離群眾而高高在上。前者往往跟基層士兵打成一片，也更容易調動士兵們的積極性。只要機會適合，他們就可以攻殺節度使，而成為新的一方諸侯；至于士兵，他們沒有什么主義，甚至不是服兵役。而僅僅是謀生的一種手段，是一種地道的冒險性職業。實際上，這是用身家性命作為賭注，其預期的后果全憑運氣，極不確定。從“風險－－收益”的簡單換算定律而言，當兵賣命，所預付的高昂代價，必須以大大超過其日常收益所獲的實惠，才能得到補償。“賣命”的收益，遠比“賣命”的渠道更有意義。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其實為誰賣命都不重要。跟誰干不是干呢？所以，“當兵吃糧”是一筆投機性極大的暴利生意，是一項地地道道的“流氓職業”。上面的軍官們，要想獲得基層士兵的支持，必須給予他們優厚的報酬，或者容忍他們肆意搶掠、燒殺奸淫，甚至是亂施暴力的自娛自樂。不然，你就無法控制這支軍隊。

    羅馬史學家發明了一個詞——“barracksemperors”，姑且也譯之為“軍營皇帝”。也有人稱為“軍人皇帝”。顧名思義，皇帝或是軍人出身，或由不同地區的軍團、軍隊擁上王位。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是通過暴力或武力奪取政權的軍隊將領，有些人是從普通士兵升遷為將領的。

    這也是一個軍閥時代特殊的產物，似乎古今中外的軍閥時代都逃脫不了這個歷史規律。軍隊利用其權力，經常收取金錢，以提供支持作為回報。統治者們就通過這種依靠軍事后盾的方式登上了寶座，同樣，一旦這種支持被撤回，他們就只好垮臺。羅馬皇帝的即位，先是近衛軍同意，然后全軍代表同意，最后給元老院寫信要求皇帝的一系列頭銜，元老院批準。不走這樣的程序，不可能做穩，當然有了這些也很多被軍隊拋棄。五代的皇帝，跟羅馬皇帝的處境一樣尷尬。只有禁軍和地方藩鎮的一直支持，才能保證皇位的鞏固。反之，帝位有虞，性命可憂。

    失去約束的軍隊，熱衷于參與帝位更替，每一次帝位更替都會使軍隊得到錢財，裝滿腰包，對軍餉、獎賞的渴望超過了對敵人作戰的熱情。利欲熏心的軍人蛻變為不逞之徒，作為政治工具的軍隊，把介入、參與國家政治簡約為對金錢和物質利益的追求。

    為了讓這些大大小小的軍閥們開心，也就是要取得他們的支持。皇帝可謂盡心戮力，殫精竭慮。但是，皇帝們犒勞的哪點軍餉，根本不能滿足已經雇傭軍化的軍閥們的貪婪。在他們看來，這不過是杯水車薪。與其賣命的成本相比，實在微不足道。因為，跟誰干，不都是干？拼死來拿一筆錢，不如保命去拿多筆錢！

    對于國家和君主而言，這樣的軍隊幾乎毫無作用。因為，他們只看重自己的私利，而毫無信仰和紀律可言，并且時刻懷有異心和野心。在內部則耀武揚威，在敵人面前則怯懦如雞。在大小軍閥們的計算程序中，沒有任何人有任何理由，能保證使他們走上戰場之后，愿意為國家、人民和君主犧牲生命。同樣，軍閥化的大將，對于統治秩序和王朝穩固，也毫無益處。如果他們是能干的，你就不能信任他們，因為，他們總是渴求自我擴張，實現更大的欲望。因此，不是壓迫自己的主人，甚至取而代之，就是違反君主的意志和王朝秩序，去壓迫他人。反之，如果這些家伙是無能的，他們往往會把君主暴露于強敵之前，任其毀滅。好在新的主子面前，貢獻一份大禮物。

    整個五代歷史中，賣主求榮與謀朝篡位，幾乎就是軍閥政治的硬幣之兩面，非此即彼。而且，只要條件變化，它們還會相互轉換。賣主求榮者一旦大權在握，并且具備了左右局面的能力，就會產生將組織據為己有的沖動，最終演變為謀朝篡位；而謀朝篡位者則在不具備左右局面的能力時，便會無視王朝的安危存亡，只圖一己私利的滿足，最終演變成為賣主求榮。換而言之，在對國家的基本責任感和使命感淪喪之下，狹隘利己主義的沖動必然導致這樣的結果：庸人會成為賣主求榮者，而能人則會成為謀朝篡位者。

    對于這些危害，周世宗都親眼見證、親身經歷過，又怎能不了然于胸呢？

    軍隊是政權的支柱，也是國家安定的保證。穩定了軍隊就等于穩定了國家，穩定了自己的統治，周世宗深諳其中的道理，對軍隊非常重視。高平之戰后回師東京，周世宗并不滿足于高平誅將和禁軍將領大換血帶來的成果。從七月開始，周世宗就開始盤算著軍制改革的問題，他要對禁軍進行一場徹底的改革，實現對軍隊的垂直控制。同時，削弱地方藩鎮勢力。

    可是，如何發起軍制改革，從哪里入手，怎么改革，用什么人主持改革？怎樣才能最低限度的減少阻力……這些都是幾個月來，困擾周世宗思緒的具體問題。

    顯德元年（西歷954年）十月十八日，開封城郊校場內，旌旗招展、刀槍耀目。侍衛親軍馬步軍、殿前軍系統在京的駐屯大軍列陣森嚴，等待著后周君臣文武的檢閱。

    周世宗戎服佩劍，在一隊身穿重鎧，手持豹尾槍的殿前司班直護衛下，器宇軒昂地登上講武臺。只見，臺上令旗揮動，校場內頓時殺聲震天、刀槍鏗鏘。數萬將士，按照馬步弓弩等兵種，依次演練行軍、布陣、攻防等軍事技術。特別是高平歸來的殿前軍，不但士氣高昂，在操演中，槍陣如密林，刀疾似霹靂，馬鳴風蕭蕭，鋒鏑穿長空，處處表現出一種咄咄逼人的尚武精神。

    校閱完畢，周世宗隨之召開會議，與文武重臣集議軍制改革事宜。皇帝依然是那種雷厲風行的態度，說話很少客套，永遠是直奔主題。

    “大家知道，多少年來，禁軍的將士中，年輕力壯的和老邁年高的相互摻雜，幾乎是一半對一半。父子、兄弟同在軍中吃糧當兵，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這樣固然有袍澤恩誼的好處，可是也滋長了寬大無邊的人情主義！結果，英勇善戰的，不能脫穎而出；懦弱畏戰的，不能加以淘汰。整支軍隊的戰斗力，就十分堪憂了。今年春上，朕率軍在高平，與劉崇和蕃軍打了個遭遇戰。當時，軍中便有不少不聽號令、臨陣不前和畏戰退縮的事件發生。要不是朕親自率領殿前諸班頂上去，恐怕就沒有機會，今天跟大家評點積弊了！”

    說到這里，高平之戰的英雄們，也紛紛站起來，從當事人的角度，講述高平誅將事件的來龍去脈，痛斥樊愛能、何徽等人臨陣脫逃的罪行，以及軍中積弊的種種危害。

    一說到軍中積弊，文武重臣們也開始激動起來，紛紛聯系所見所聞的五代以來朝中、軍中舊事加以陳述。

    看到這個小高潮，周世宗不禁捻髯微笑，看來今天的“戰術”奏效了！他輕輕咳嗽了一聲，繼續講下去：“大家也知道，一名士兵所占用的軍費，一百戶農人辛辛苦苦干一年交上來的賦稅也未必能滿足。而且，兵在精不在眾，怎么能浪費民脂民膏，來養活那么多不堪使用的酒囊飯袋呢？！所以，準備在京內外的諸軍中，進行逐一點選。精銳的，編入在京禁軍；怯懦的，給資遣散。經過這樣的優勝劣汰，不但軍隊的戰斗力提高上去了，國家和人民的負擔都會大幅減少。”

    周世宗這樣一說，基調也就徹底定下來了。

    文武重臣也都紛紛表態：“若不是陛下天縱睿謀，怎么能有此等英武決斷呢？安史之亂后，軍閥得志便猖狂。選拔將士，很少有看其是否英勇雄杰的。多半是七大姑子八大姨一起來，在親朋故舊的小圈子里面提拔重用。長此以往，怯懦的不能奮起，反而依仗著關系平步青云。這樣軍隊的戰斗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輿論造足了，下一步就是要動真格的了。

    怎么讓“窩里橫”的軍隊，變成一支能征慣戰、統一天下的勁旅呢？周世宗認為，一要選練，二要整編。

    所謂選練，有兩層意思。其一是對禁軍本身，優勝劣汰；其二是從藩鎮軍隊中選拔那些身材魁梧者送入禁軍，而淘汰禁軍中老弱者，達到加強禁軍，削弱藩鎮軍隊的目的。

    所謂整編，就是在選練的基礎上，加強殿前軍建設，擴充這支專轄于皇帝的禁軍力量。后周殿前軍，成立于太祖時代，其前身是各朝的近衛班直。太祖本就是前朝禁軍統帥，對軍權之弊自然非常了解。所以，后周開國之初，就正式建立了殿前軍，整合近衛部隊，使之與侍衛親軍并峙，以取分而治之之勢。但此前的殿前軍力量還比較薄弱，主要功能還僅僅是擔任皇家宿衛。至此，周世宗有鑒于高平之戰中諸軍戰斗力的表現，遂決心整編殿前軍，將控鶴、散員、散指揮使、鐵騎、內殿直等軍均劃歸殿前軍統轄。而這其中，有些原隸殿前軍，有些不隸殿前軍，至此則一并隸屬于殿前軍了，遂稱之為殿前諸班，又稱殿前親軍。至此，殿前軍所轄軍隊的數量，上升到三萬人左右。

    在整編殿前軍的基礎上，侍衛親軍也進行了選練，老弱病殘也被退伍處理。從史料來看，所淘汰的士兵數目當不在少數，侍衛親軍的人數可能下降到六萬人左右，與殿前軍兵力之比縮小到2：1，但戰斗力則比原來有所提高。

    在這次前所未有的軍隊大改革中，一顆政治新星正冉冉升起，他就是趙匡胤！

    令人非常出乎意料的是，殿前軍這次空前規模的大改革，竟然是由新近擢升為殿前散員都虞候的“火箭式干部”——趙匡胤主持的，這就幾乎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了！要知道，我們未來的宋太祖，雖然此時春風得意馬蹄疾，但卻還只是一個刺史銜的殿前軍二級軍事主官，其上還有殿前軍的長官、都指揮使張永德，副帥、都虞候李繼勛。特別是前者，既是殿前軍節度使銜的主將，又是周世宗的妹夫，高平之戰戰功顯赫而圣眷正隆。

    為什么，周世宗舍張永德，而獨獨要用趙匡胤呢？

    的確，趙匡胤忠貞英勇，還有潛邸舊臣，這層特殊關系，是當今圣上著意提拔重用的心腹愛將之一。在高平之戰，又表現出特殊的指揮和作戰才能，而得到張永德的保薦，受到周世宗的關注而破格提拔。

    可是，要知道，在軍隊——這個重軍階、講規矩的團體中，層層節制、按部就班是其傳統。但是，周世宗就是要打破這個傳統，要別開生面地創造一種新的規矩，這就是破格用人！

    趙匡胤出身禁軍將門，高平戰前，又長期擔任基層軍官和軍士，對于軍隊中下層面的熟悉程度，又豈是張永德這樣的親貴可比？雖然，張永德并不是紈绔子弟，而且具有相當的軍政才能。但是，從其履歷來看，這位太祖皇爺的乘龍快婿，明顯缺乏基層工作經驗。后周開國之初，其初任職務便是刺史銜的內殿直小底四班都知。次年，升任團練使銜的殿前都虞候，成為禁軍的高級軍官，殿前司的第二號人物。不久，又晉為防御使銜的殿前都指揮使，成為殿前司的最高長官。而選練工作，大量接觸的都是一般士兵和基層軍官。同這些人打交道的能力，張永德就明顯不如趙匡胤了。人盡其用，這也許是周世宗用趙匡胤的第一個重要原因。

    更何況，趙匡胤是張永德極力舉薦的人，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也是張永德這條線上的干部。而前者在殿前軍中，跟新近提拔的許多中下級軍官也能打成一片，私人感情甚好。用趙匡胤，張永德和殿前軍各級官佐都不會有太大意見。這樣，選練工作的阻力也會大大削弱。

    此外，用趙匡胤，而不是張永德，也讓全軍將士，都能看到一種唯才是舉、破格用人的新希望。你看，皇帝用人，不是私心作祟，搞七大姑子八大姨天地一家親的小圈子，而是五湖四海用干部，誰有才干就提拔誰、重用誰！

    古往今來，人們常說，千里馬難覓。殊不知，不給萬馬以奔騰的空間，如何能識別哪匹馬跑得最快？而這就需要用人者，有用人的雅量和氣魄。要懂得“資歷未必等于能力，老人未必就是能人”的道理，在用人上跳出破除論資排輩、平衡照顧的陳腐觀念，大膽破格起用有才干的年輕人。要知道，讓年輕人失去了使用的“黃金期”，是一種戰略上的巨大損失。

    周世宗也的確沒看走眼趙匡胤，正是因為后者不辭辛勞，深入部隊基層單位，極為嚴格而近乎嚴酷地選拔任用基層軍官、軍士，淘汰不堪使用的廢卒老兵，揀選精壯士卒充實禁軍，使得“諸軍士伍，無不精當，由是兵甲之盛，近代無比。”加之，與大整編相配套的一系列退伍制度、軍法制度的陸續完善，后周軍隊的戰斗力空前提升。從而，為此后一系列的南征北戰，奠定了堅實基礎。這種影響，甚至可以拓展到北宋初期。作者：黨人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