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社會史】

 

　　近年來，隨著大運河申遺成功，運河歷史文化研究也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點。作為一種水運工程，運河首先是一種國家制度下的經濟措施，然后生發出諸如商業發展、社會活動、文化交流等內容。隨著運河研究的不斷深入，如何由“從歷史視角看運河”轉而進入到“從運河視角看歷史”的模式中，對運河作更為深入的描述，成為新的研究方向。從宏大敘述的學術視角到生活經驗的轉向，“生活方式”視域下的運河研究，或可為區域社會研究提供新的經驗。

 

一

 

　　關于運河的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歷史地理學者首開研究之先河。大運河申遺成功后，運河研究進一步引發學界關注，研究者涉及多個領域和學科。近幾年，又有“運河學”之說，試圖創建運河研究的知識體系及理論方法，將純粹客觀現象的解釋、歷史意義的解讀、藝術價值的體現、客觀規律的總結等內容進行多元整合，最終獲得有關運河的整體性研究成果。

 

　　從知識體系而言，“運河”研究實則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作為大運河“本體”的河道、閘、壩、倉窖、衙署，以及相關建筑、文化街區等等的興廢、改造與空間延展；二是作為制度與歷史現象的“運河”在歷史時空間中價值與意義的變遷；三是運河區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傳承、社會心理等人文情態的沿承與漸變。此三者或可分別概括為“（水利）建筑——物質”層面、“國家——社會”層面、“精神——行為”層面的運河。當下對運河水利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保護與利用，對運河整合與調控功能的借鑒與評價，也都應著眼于此三者。

 

　　“運河”的特性，決定了學界對其研究具有明顯的跨學科性質，史學、文學、地理學、藝術學、政治學等都能在運河及其影響下的社會中尋找到研究內容。因此，分屬自然與人文類的研究理論和方法都可為其所用。在這個意義上，運河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本身即是方法交叉、理論借鑒、問題拉動三個方面的融合。在可操作層面或具體的研究中，以較大問題為中心和目標，以“問題拉動”不同學科學者在本位意識之下形成整體性研究。

 

　　在此種研究主旨之下，“漕運”“河工”“商業市場”等宏大主題成為“運河”研究的代名詞，運河作為一個政治、水利線性共同體存在于研究者的視野中，解決了運河的根本性問題，即大運河存在的根本意義和價值。顯然，作為水利和制度的運河是政治共同體的附庸，運河“工具性”的一面明顯地體現于各個朝代對運河的控制與調節中。從開挖到斷流，運河自始至終帶著“國家至上”的宿命，這種宿命的核心是如何利于專制王權，當然，運河的一變再變，也說明它本身即是王朝尋求改變的一種手段。漕軍到漕幫的演變，屯田到雇傭的變遷，漕糧征收時正兌、改兌的輾轉，漕運、河道總督的錯位與比肩等等，制度性的變化無一不考驗著一個朝代領導者的眼光、魄力及對時勢發展的認知與把握，也成為后人回眸歷史時可見的一種借鑒。運河的每一次改變，意味著經濟與政治資源的重新配置，也意味著社會人群上下調適平衡模式的重建。

 

二

 

　　“運河”是一種政治現象，也是一個具有明顯區域、跨區域特性的人文“線性共同體”。僅就京杭運河而言，其流經的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因此，有關“運河與其區域”的研究既是運河本體研究的延伸，也是地方利益訴求的反映，更是區域社會史研究的重點。學界從各自研究領域出發，形成了本位鮮明又可互為借鑒的研究成果：歷史地理學界前輩如陳橋驛、史念海、鄒逸麟等從水利、環境史等角度，厘清了大運河開鑿與疏通對區域生態環境、水利灌溉、資源開發的重大影響，并客觀分析了區域社會因“人工開鑿”運河而形成“滄海桑田”變化背后的“差別有等”；此類研究在開創運河史研究的同時，也將“區域社會”地理空間差異置于歷史脈絡中，在區域發展水平和方向上討論了運河的“利與弊”。經濟史學界對運河流經區域的關注，因“典型性”選擇意識的主導，更多集中于江南區域，此類研究的初衷或不著意于對運河與區域之關系的解讀，但亦將運河作為“一種因素”，討論城鎮“專業化”、市場“層級化”、“區域社會的內變遷”等經濟史問題；國內外學者有關“內卷化”“大分流”等理論的提出與討論，不僅量化了江南區域田產賦役、生產效率等內容，將“描述性”研究轉化為“實證性”研究，且發展了史學研究的新范式，在國際比較視野之下探討了江南區域社會的發展模式與動力機制；這類研究使區域社會研究日益深入，運河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類型化意義也更加凸顯。社會史學界對明清時期運河區域的研究相對細化，多以人口、宗族、社區、信仰為對象，討論漕運政治之下不同區域的社會發展脈絡與結構性變化，其中尤以韓書瑞《山東叛亂》為著。該書運用“通過構成日常生活經緯的個人活動”去觀察運河區域社會的方法，分析了運河區域自主性發展的可能與樣態；這類研究看似“細碎”，但實則是將觸角下沉，對區域若干現象進行“層累”式剖析，以實現對運河區域“立體”歷史的整體性認識。

 

　　以上三類研究的研究意識、領域、地域全部或者部分涉及運河之“本體、整體與地方”，研究內容互為借鑒，逐步深化，且每一類研究都有意無意地對運河“空間坐標與歷史標簽”的身份進行了揭示，為運河及其區域社會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綜觀這些研究成果，在研究主旨方面體現出兩種傾向：一是研究成果較多強調運河的“功能”性，或是認為運河溝通南北，促進了經濟和文化的融合，強化了運河城鎮的形成與經濟發展；或是認為人工開挖的運河，違背了“天注定”的河流東流入海的自然規律，改變了自然河道的方向，給沿岸區域的生態環境與民眾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破壞性影響。二是在區域史研究中，囿于資料和區域內部的結構性限制，未將運河流經區域作為一個以“運河”為功能整合載體的，兼具生態、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等要素的動態系統和跨區域整體來認識，運河區域之間的比較研究薄弱。

 

　　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研究意識的差異以及微觀資料的缺乏。從研究意識來看，“運河盛衰決定論”與“運河利弊二元論”框架中缺乏“人”的主動性研究，因此運河區域歷史層累過程中所形成的民眾生活方式及生活場域建立的自主性問題被忽略，“生活方式的運河”的理念未得到體現。微觀史料缺乏也凸顯了運河更“精確”研究的困難：一方面需要新的研究視角與理論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在原有文本之上獲取新的資料，就此對“民眾主體”“生活方式”以及“區域差異”進行系統化和整體性分析。

 

三

 

　　對于運河區域而言，“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京杭運河這一集漕運政治、文化交融、經濟繁榮于一體的特殊區域中，社會呈現出人口頻繁流動、結構多層分級、人群協作平衡、矛盾尖銳對立的多重表象。因為漕幫組織、河工組織、信仰人群乃至每一個生活在運河岸邊的個體生命，都參與其中，或多或少地影響著運河，又或多或少地被運河所改變，且這種改變是交叉的、疊加的……運河岸邊的村落、城鎮中的人們，運河上南來北往的使節、官人和商賈，他們的交集不只是在會館、驛站、酒店和等閘的間隙，也在沿岸廟宇的膜拜中、收購與推銷的交易中、明搶與暗劫的水上岸邊的血腥爭斗中。運河擱淺商船難行的愁怨，與因為缺水而荒蕪的土地一樣，成為官員的心疾與治理成績的同時，更是民眾的痛楚與無奈后的自救。一條運河所呈現的，是活色生香的社會全景，是多重視野下的多層面相互疊加的鮮活歷史。運河將不同地域的人群帶到河流之上，在陌生的環境里演繹著從移民到土著、從斗爭到融合的故事，并最終變成了“大運河人”。或許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區域社會的層累，如何使運河變成一個巨大的磁場，市場制度如何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讓人們在繁重的賦役、頻繁水災與“熙熙攘攘，皆為利往”的交融之中，經歷著代代相傳的創造與煎熬。這種歷史真實脈絡的延伸，之于今，是可以咀嚼的故事，更是可以品味的現實。

 

　　因此，未來的運河區域史研究應沿著“強化運河標簽的整體史”與“弱化運河功能的區域史”相結合的路徑發展。或者說，弱化運河的“功能”性標簽意義，強化其影響下區域社會的主體性研究。在這種路徑之下，運河影響下區域的“社會性”，及其作為“人們生活基本場所”的方面將成為重點，從區域生活條件、生活主體與生活活動方面入手，以運河區域社會為立足點，勾勒出運河區域民眾生活方式的基本面相與其背后的運作機制。事實上，從整體上看，運河區域社會發展有一套內在邏輯，運作機制值得關注，這套機制有其創造性和自發性，只是隨著運河的斷流以及清代后期漕運的腐敗，其內在的合理性遭到質疑。若將運河研究放置在“區域與跨區域研究中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發展”的框架之下，運河區域社會研究歷史意義或更為可鑒。

 

　　當然，進行上述研究，傳統文獻與民間文獻以及檔案資料的結合運用必須為之。傳統文獻自不待言，目前學術界已經在民間文獻的搜集、整理上取得了較大成績，但是研究卻相對滯后。因此，在收集和整理民間文獻的同時，應重視對新發現民間文獻的研究。或者，民間文獻和“生活方式”視域下的社會史研究，既是運河研究同時也是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希望所在。

 

　　（吳欣，作者單位：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本文為2016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民間文獻與京杭運河區域社會研究”〔16AZS014〕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