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京都人很多，  “塞外降人居京師者盈萬”①，他們當中一些貴族在明朝政府中任官，特別是在明朝的軍隊中有不少蒙古官吏，因此吏部主事李賢“乞敕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部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②，有許多蒙古人分散后，與漢族雜居，改用漢族姓名，逐漸漢化。元朝蒙古統治者給漢人賜名，以蒙古民族的特征影響漢人，一些漢人蒙古化，而明朝統治者給蒙古人賜姓和名，實行民族同化政策，特別是蒙漢雜居地區，民族同化比較突出。

    三、賜名賜姓與民族同化

    賜姓和賜名是統治階級實行民族同化的一種手段。但是具體情況要進行具體分析。雖然元朝忽必烈提倡“漢法”吸收漢族文化，但是元朝的蒙古皇帝不習漢文，仍使用蒙古文字，就是蒙古大臣中習漢文者也少。如漢人趙璧譯《大學衍義》為蒙語，講述給忽必烈聽③；漢人曹元用為翰林侍講學士，譯唐《貞觀政要》為國語即蒙語，“凡大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寬恤之詔，帝覽而善之，賜金織文錦”④；大名清河漢人元明善以翰林直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有關政要為蒙文以進⑤；漢人虞集“取經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⑥。這說明蒙古統治者不會漢語，不認漢字，而利用會蒙語的漢人將漢文譯成蒙語或蒙文，為蒙古統治者服務。元朝蒙古統治者為了利用漢人，使漢人心悅誠服地為蒙古統治者服務，往往賜蒙古名。如賜成都新繁人張惠蒙古名為兀魯忽訥特⑦，賜絳州曲沃人許扆蒙古名為忽魯火孫⑧；賜太原人楊漢英蒙古名為賽因不花⑨。元朝時期突出統治民族的地位，即使漢族文化高于統治民族，依靠賜名賜姓，仍使一些漢人被同化于蒙古。

    元朝蒙古統治者給漢人賜名，與蒙古語在元朝推廣有密切的關系。蒙古語在元朝為國語，“時詔令皆用蒙古字”⑩，很多漢人任官要懂蒙古語文，元朝提倡漢人學習蒙古語文，世祖“敕璧（漢人趙璧）習國語”一些漢人學習蒙古語和蒙古文，也促使漢人改用蒙古名。由于蒙古人的政治地位比漢人、南人高，因而一些漢人、南人以取蒙古名為榮，造成一些漢人蒙古化，用蒙古名。如江西人劉哈刺不花⑾、河西寧夏人楊朵兒只⑿、遼陽人高宣子蒙古名塔失不花⒀、太原人郝和尚拔都，⒁以及冀州人賈塔刺渾，弟蒙古名六十八，子蒙古名抄兒赤，孫蒙古名六十一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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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176,第4673頁。
②《明英宗實錄》卷25，第14頁。
③《元史》卷159,第3747頁。
④《元史》卷172，第4028頁。
⑤《元史》卷181，第4172頁。
⑥《元史》卷181’第4176頁。
⑦《元史》卷167,第3924頁。
⑧《元史》卷168,第3964頁。
⑨《元史》卷165,第3884頁。
⑩《元史》卷172,第4016頁。
⑾《元史》卷188,第4306頁。
⑿《元史》卷179,第4150頁。
⒀《元史》卷153.第3615頁。
⒁《元史》卷150,第3553頁。
⒂《元史》卷151，第3577頁。